明孝宗朱佑樘的弘治朝，常被历史学者视为其父明宪宗成化朝的翻版。翻开尘封的史册，那个曾经强盛的大明王朝已显露出衰败之相，字里行间透出的寒意令人唏嘘。这种相似性，在王朝面临的内外困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在内政方面，成化年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，已然昭示着帝国控制力的衰退。究其根源，皇庄制度的推行导致大量农田被侵占，失地农民数量激增。到了弘治时期，土地兼并愈演愈烈，加上赋税徭役繁重，农民暴动的频率甚至超过了成化朝。弘治八年，时任兵部尚书马文升曾痛陈：古者十一而税，今赋重民困，前所未有。这番言论直指时弊，道出了民生维艰的实情。
外患同样令人忧心。弘治元年，鞑靼小王子以大元汗之名，率众要求通贡。这看似体面的外交请求，实则是赤裸裸的勒索。朝廷虽勉强应允，却只敢允许五百人入京，生怕负担过重。此后，鞑靼频频侵边，如弘治八年正月进犯凉州，暴露了明王朝边防的虚弱。与此同时，西北的吐鲁番也趁势作乱，弘治元年攻占哈密，虽一度被收复，但六年后再度失守。遥想太祖、成祖时期的强盛，如今连边陲小部落都敢屡屡犯境，帝国衰颓之势已不可逆转。
展开剩余56%更令人担忧的是朝政的懈怠。弘治十年三月，孝宗破天荒地召见阁臣议事，这竟是成化朝以来的首次。在位十八年间，这样的召见仅有九次，平均两年才一次。皇帝将大量时间耗费在斋醮炼丹上，甚至计划在弘治十七年大兴土木修建延寿塔，若非大臣刘健冒死劝谏，这个劳民伤财的工程险些实施。
军事积弊同样触目惊心。弘治十七年，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军备废弛而请辞，直言无法保证国防安全。孝宗在生命最后时刻，竟私下赏赐金银试图挽留，这种小动作恰恰暴露了统治者的无计可施。
民生凋敝更是触目惊心。孝宗去世前三个月，户部统计显示荆襄地区流民已达23.5万户，近74万人。这些无家可归的百姓就像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，而此时的孝宗已无力应对，只能将这个烂摊子留给继位的正德皇帝。
从皇庄害民到边患频仍，从朝政懈怠到军备废弛，弘治朝几乎重蹈了成化朝的所有覆辙。那个曾经弘图大治的梦想，最终化作了史书上的一声叹息。当74万流民在帝国腹地挣扎求生时，大明王朝的衰亡轨迹已然清晰可见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